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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自觉:“红帮”兴盛之道
 
发布时间:2016-12-01   点击率: 信息来源:宁波日报
 

图为歌剧《红帮裁缝》巡演剧照 (资料图) 

资料图

  冯盈之  
  编者按 
  今年是“红帮”裁缝进京60周年。1956年,为构建新中国服饰形象,提升首都服务性行业的整体水平,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,北京市与上海市协商,邀请上海的“红帮”名师名店进京。在充分准备之后,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,先后两批,共21家“红帮”服装店、208名职工迁京。此后,这21家名店重组成7家地方国营服装店。1956年秋天,12名“红帮”名师进“中南海”,开始了独特的制作服装工作。1958年7家服装店重新组合为“友谊”“友联”两大家,其后又组建成为“北京市红都服装公司”,1993年更名为“红都时装集团公司”。“红帮”继续发扬创业、创新传统,为提升我国服装业水平,做出了卓越贡献。本文回顾总结“红帮”的发展轨迹,探寻揭示其兴盛之道。 
   
  从19世纪中后期孕育,到20世纪80年代助推宁波服装腾飞,“红帮”裁缝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,由一群“拎包裁缝”,发展成为中国服装文化史上有特殊贡献的行业群体。考察“红帮”百年发展史,可以发现,“红帮”的发展壮大,正是“红帮”从谋生、创业进而不断增强文化自觉、不断成长的过程,是“红帮”对先进服饰文化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的过程。“红帮”在这个过程中,完成了一次次自我的思想观念转换,素质得到提高,自身得以壮大。由此,“红帮”成为近代服装革新主力军,并揭开了中国服装业现代化的新篇章。文化自觉是“红帮”兴盛之道,这种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。 
  —、善于学习吸收,锻造发展引擎 
  “红帮”的文化自觉,更多体现在对自身文化品位、文化价值追求的实践之中,“红帮”注重学习,提升自身素养,提高发展内力与动力。 
  1、学习吸收先进服饰文化,推进服装改革。清末民初,在“西服东渐”的风气中,“红帮”率先学习西服制作技术,纷纷东渡日本学艺,顾天云、江良通、王才运等红帮先辈无不如此。以顾天云为代表的先辈明确认识到传统的“峨冠博带,巨袖长袍,已不适于现代之潮流,日趋于淘汰之列”,而“西服既便于操作,又足观瞻”。在事业繁荣期,“红帮”也没有懈怠。为适应国际上西服款式的变化,荣昌祥的创办人王才运博采众长,不惜花费外汇长期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,使“荣昌祥”的西服式样不断更新换代。另外从日本、朝鲜、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拔萃的华工裁缝,进工场做生产指导。在引进西服制作技术的同时,“红帮”针对中国人的形体特征对西服工艺进行改良,融入本土化特征,使之中国化,比如针对中国人肩稍薄的特点,肩部翘势处理成相对较小等。在此基础上,结合中西服饰文化,创制了中国民族服装———中山装。 
  2、学习文化知识,提高文化素养。“红帮”发展早期,西服店的顾客多数都是外国人或与外国人频繁接触的人物,“红帮”知道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西服裁缝,必须得学会外语。“红帮”一代宗师顾天云曾说,“吾业与外人之接触甚多……故外国语之学习,为吾业必需之技能,与缝纫而并重焉。”顾天云白天在店里练习西服工艺,晚上挤时间去夜校学英文,不仅很快掌握了英文,还学会了日语。为强调西服业语言学习的重要性,也为后学方便,他还在服装专著《西服裁剪指南》结尾部分,特地安排了《西服商初级英语会话》。 
  3、刻苦研习基本功,提高技术素养。以技艺求生存,是“红帮”成功的秘诀之一。“红帮”第六代传人江继明,13岁到“培罗蒙”西服店里当小学徒,非常珍惜学习机会。有一年大年三十晚,其他师兄弟都回家过年了,他则独自留在车间里,将袖子拆了又装,装了又拆,反复七八次,直将袖子缝制得圆顺挺括才罢休。 
  “红帮”的一身好本领都是这样在辛勤与汗水中锤炼出来的,由此练就了诸如“热水里捞针、牛皮上拔针”等绝技,用精湛的刀功、手功、车功、烫功,制作了一件件精美的作品。 
  二、注重服装科研,积蓄发展后劲 
  一个服装行业帮口的兴盛,其背后必然伴随着服装文化的兴盛。“红帮”注意积累实践经验并转化为理论。从20世纪30年代初,一代宗师顾天云写出《西服裁剪指南》之后,“红帮”对服装科技和服装文化的研究,形成优良传统,参与人数多、时间久、成果多,可谓人才辈出,硕果累累,是其他行业帮口无法企及的。在不同时期,“红帮”的科研活动均出现了一些代表性人物与标志性成果,择要例举如下: 
  1、顾天云与《西服裁剪指南》。1933年写成的《西服裁剪指南》是顾天云多年西服缝制生涯和在日本、欧洲考察体会的总结,正如他在序中所说“书中记述,全本予平生之经验”,也是他培养后辈,发展实业,振兴民族经济的希望。该著作共分11章。前8章分门别类地介绍各式西服的裁剪工艺。第九章为《修正法》,在第十章《欧美服装法》中,对西服在夜间宴会、观剧、舞会、结婚、晚餐、访问等场合中的穿着,作了详细的介绍。最后一章是《西服商初级英语会话》,此章分“单语类、饭店用语、船上用语、女成衣部、男成衣部和访问用语”等6方面进行讲解,帮助读者掌握常用的英语会话。《西服裁剪指南》是国人的第一部西服专著,它让“红帮”技艺从经验上升到理论,它的诞生成为我国西服业发展中的里程碑。 
  2、戴永甫与《服装裁剪新法———D式裁剪》。戴永甫最重要的成就是D式裁剪法的研究与推广,这项具有开创性的重大研究成果为他带来很大荣誉,也奠定了他在我国服装裁剪技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。1982年《服装裁剪新法———D式裁剪》一书问世,“提供了国际上从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函数关系”,成为当代“唯一有理论依据的科学裁剪方法”。开创了服装裁剪技术领域袖系理论先河。8个月内即重印了4次,印数达30万册,1987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,1991年获得“全国最佳服装图书奖”,发行量已达100百余万册。 
  3、包昌法与多种服装科普著作。包昌法为服装科研50年如一日,硕果累累。这位自称“服装文化探索迷”的“红帮”裁缝,从1947年当学徒开始迷上了服装这一行。1952年他编写出一本《缝纫机学习讲话》。这是一本极为适时、适用的书,此后12年间,被多家出版社增订再版了4次。1980年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《服装省料法》一书,发行了100多万册,次年,出版了《巧用边角衣料》一书。以后陆续出版了《时装缝纫要领》、《服装知识漫谈》、《穿着艺术》以及童装、新婚礼服等图书近20种。这些图书都是和时代紧密适应,并且非常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,成为当时的畅销书。 
  三、重视服装教育,确保发展根基 
  “红帮”心怀服装事业发展的大局,认识到人才是事业成功的根本,而教育是孕育人才的保证,重视服装职业教育,重视服装人才的培养。“红帮”服装职业教育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:一是裁剪训练班;二是裁剪学院;三是西服工艺职业学校。 
  1、开设裁剪训练班。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,至迟在1936年,“红帮”发起开设裁剪训练班。培罗蒙创始人之一戴祖贻回忆,1936年他曾在上海西服业同业公会开办的裁剪训练班(裁剪学院前身)学习,那时训练班设在南京路泰康饼干公司楼上,他是第二期学员。 
  2、创办上海裁剪学院。上海裁剪学院是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非官方开办的正规学校,院址设在四川路青年会少年堂。1940年,就读学生30人,实际毕业20人;1941年就读和毕业学生43人;1942年2月至9月,裁剪班学业23人,日语班学生18人;1943年至1944年从五六十人增至80余人。 
  3、创办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。1947年创办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,是“红帮”裁缝以历史为己任,不满足现状,勇于探索的又一重大创举。这所学校不仅是上海第一所西服职业学校,也是我国创办的第一所服装职业技校。该校由王宏卿会同顾天云等34位“红帮”名店经理共同发起,据统计,共有250多家店号捐款,筹募法币45.74亿元,金圆券1550多元。学校于1947年筹建,1948年秋就招生开学。学生由同业公会内会员企业保送,免费学习,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。学校“以提倡职业教育、培养西服工艺为主旨”,“以达成在国内技师中为优秀人才,推其艺术,以向国外争市场,发扬吾国艺术之光”。西服业工艺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,为中国服装业的变革和发展培养了第一批开拓者,其后,全国大部分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现代服装企业的开创者、高级技术人才,都是该校的学生或再传弟子。 
  四、遵循商业文化,打造制胜法宝 
  在百年商业实践中,“红帮”不但取得了服装设计制作实践和理论的多项实绩,而且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商业文化,如爱国守法、诚实守信、顺时而为、外向发展等商业道德观念和商业策略思想,其中三个方面堪称“红帮”的制胜法宝。 
  1、坚守诚信文化。诚信为商业文化之根。诚信重诺是“红帮”的从业价值观,具体体现在“加工足料,工序到位,精工细作,永不走样”等方面。“红帮”越是生意兴隆之时,越是重质量、精益求精,宁可拒绝十次,绝不失言一次,宁可赔本道歉,绝不让一件次等商品出门。当代“红帮”企业培罗成集团提出了“襟怀坦白,一诺千金”的企业理念,全面贯彻诚信原则。 
  2、打造品牌文化。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,“红帮”把产品质量作为企业之本,凭借一流的技术力量、高质量的原辅料和上乘的服务,赢得了名声,产生了品牌效应。上世纪30年代,上海西服业有“四大名旦”和“四小名旦”的称号,红帮名店“培罗蒙”更是佼佼者,上海滩曾盛传“西装要穿培罗蒙、大衣要买王兴赐”之说。这些名店的出现,带动了“红帮”整体的发展,随之形成品牌集群效应。据当时出版的一本《甬光》初集记载,三十年代,“红帮”在上海开设的洋服店多达90家。这些企业大部分成为上海的名牌商店,对南京路上的繁荣,中国西服业的发展,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饮誉近百年的“红帮”如今正在家乡重展昔日雄姿。奉化、鄞州列入我国服装之乡,1997年10月,宁波首届国际服装节亮丽登场,至今,盛开十六个年头。宁波服装业目前拥有20个中国名牌、25个中国驰名商标,已形成以西服、衬衫为龙头的庞大服装产业集群,成为中国服装最大的制造基地和出口城市。宁波装成了宁波“四张名片”之一。 
  3、重视商号效应。“红帮”名店的商号命名除了企福迎祥,发财致富等传统文化心态的反映,同时还折射出“红帮”较为先进的营销理念、价值取向与老红帮所处的时代信息。1896年,江良通兄弟俩在北四川路(1946年更名为四川北路)8号开设西服店,取名“和昌号”,为上海早期西服店之一。“和”有“祥和,和乐”之意,“昌”有“兴盛,繁荣”之意,先“和”后“昌”,反映出江良通创业理念中“以和为本、和气生财”的意识,有“和”才能业“昌”。培罗蒙由许达昌创办,1932—1933年之间,搬迁至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)735号,由“许达昌西服店”改店号为“培罗蒙”。“培罗蒙”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店名之名,蕴含西洋色彩,吻合风气渐开改弦易辙的时势,这是需要眼光的。 
  (作者为浙江纺织服装学院红帮文化研究所所长、教授)

原文链接:http://daily.cnnb.com.cn/nbrb/html/2016-12/01/content_1013129.htm?div=-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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