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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裁缝”赶上大时代
 
发布时间:2011-06-13   点击率: 信息来源:光明日报 2011年06月09日 第五版
 

  本报记者 王斯敏 叶 辉 甄 澄 通讯员 黄 炜
  六月暑天,77岁的江继明每天都要在“红帮服装研究所”和家之间往返奔波。问他忙什么,他说,保密,“七一”当天才讲。他要准备件大礼物。
  江继明,“红帮裁缝”第六代传人。历史上的“红帮裁缝”因擅长制作西服而驰名,曾经创下中国服装史“五个第一”:第一件西装、第一套中山装、第一家西服店、第一本西服理论著作、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。
  江继明也在创造着“第一”:成立全国第一家民办“红帮服装研究所”,注册第一个“红帮传人”商标,第一个把红帮衣钵传给博士、硕士、本科生……他说,自己未必比先师们高明,却实在比他们幸运——正在黑暗里挣扎的时候,共产党打下了江山,从此,“小裁缝”赶上了大时代,“小手艺”登上了大舞台。

夜半偷师学徒泪
(1934—1949年)

  1934年,江继明出生在宁波一个裁缝世家。父亲在他出生前六个月病故,母亲袁志鹤开了一小间香烟店艰难度日。外婆沈杏霞一直做“上门工”替人缝制衣服,收入微薄。
  小继明只读了四年书,13岁因贫失学。
  此时,舅舅袁仁康已入红帮多年,在上海培罗西服店做技师。听说红帮裁缝制衣一件能换一两黄金,小继明便央求舅舅带自己入行。
  舅舅带他来到培罗。老板欺他个头太矮,把学徒期从行规三年延长到四年。学徒生活很苦,做饭、带孩子、做夜工,但江继明最痛苦的是:师傅总是“留一手”,不教他真本事。
  一次,他发现有位师傅西装口袋做得极好,上前请教,被拒。入夜,他偷偷爬起来,将西装口袋拆开细看,再依样缝好。不料转天“诡计”被识破,师傅抓起一把长尺,狠命打来:“小鬼,胆子介大,我缝好的衣裳你也敢拆!”锋利的尺刃砸在手臂上,瞬间一道血印。
  1949年1月,农历大年三十夜,江继明对着孤灯独坐。其他人都睡了,他手拿一件西装,把两个袖筒拆了又装,装了又拆。白天,他请教一位师傅“怎样做好西装袖子”,师傅只答“要做得像汽车轮胎一样圆”,便再不肯教。倔强的小继明非要看看“汽车轮胎”是怎么个圆法,拆装七次之后,终于明白其间奥妙。放下衣服,雄鸡啼晓声已隐隐传来。

“党员师傅”四授业
(1949—1964年)

  1949年5月的一天,解放军进城了。老板早早锁上了店门,谁料一夜平安,官兵们十分和气,住不进屋,吃不扰民。
  江继明发现,不再有人横着眼叫自己“小瘪三”了,代之以“小同志”、“小师傅”。他挺起瘦小的胸膛,加入了中国共青团,还在市工会担任学习委员,和工友们一起读报纸、抄板报、学政策。“共产党看得起我,我得珍惜。”
  他出师了,依然留在店里,发誓做个出色的“红帮裁缝”。10月1日,毛主席穿着中山装站上天安门城楼,宣告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!”他欢呼雀跃,深感自豪:1916年,正是红帮裁缝王才运协助孙中山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。
  翻身得解放的人们,对服装的要求开始多起来。1956年的一天,一位女顾客找到江继明,要他仿制一件上海著名女装公司鸿翔的新品大衣。
  江继明不会,却不好推,无奈之下,“偷师”之心又起。他请女顾客带自己去鸿翔,装作挑衣服,将那件大衣细看一遍。谁料太过紧张,回店之后,怎么也想不起细节。怎么办?他硬着头皮再赴鸿翔,实话实说,竟意外得到许可。转天还是没把握,只好“三进宫”。这次,大衣的剪裁师孙师傅亲自接待了他,详细讲解后,约他第二天带着报纸来——“只看成衣不好懂,我剪样板给你。”第四次到鸿翔,孙师傅亲手剪了样子送给他。
  江继明感动得连连道谢。
  “你还是谢毛主席,谢社会主义改造吧!”孙师傅告诉他,共产党正推行公私合营,“旧社会的保守习气该扔掉了,要互相学习、互相帮助”。自此,共产党员孙师傅成了江继明的榜样。
  1960年,新中国第一个服装裁剪培训班在上海开班了,120名技师接受培训,江继明也是其中之一。四个月过去,期末考试他名列第一。授课教师之一的红帮第五代传人陆成法对他青眼有加。于是,江继明拜入其门下,成了红帮第六代嫡传弟子。
  这时,舅舅袁仁康已离开上海。1956年秋,中央从上海红帮裁缝中选调12人,赴北京筹建“红都服装店”,专为中央政要、驻外使节等定制服装,袁仁康入选了。他携妻儿来到北京,不久就接到了为周总理出国定制服装的任务。直到多年以后,江继明才从退休的舅舅口中听到了他为总理量体的细节,听说了总理的和蔼和邓大姐的可亲。而为了遵守党的纪律,舅舅一直对领导人的相关数据严格保密,守口如瓶。

工人写出畅销书
(1960—1984年)

  1964年,江继明被分配到上海市虹口区商业联校任教。
  他没想到自己仅读了四年书,竟能上讲台。母亲也觉得面上荣光,时常来信叮嘱他,“要有个先生的样子”。妻子傅月美是名纺织工人,四年前与他结婚后一直留在宁波,为他生了一儿一女。
  他有了更高的目标:“‘红帮’新一代,一定要会裁、会做、会写、会教。”1970年,他开始写书,在上海服装商店青工孙勇的帮助下,昼夜伏案,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。
  这本名为《服装裁剪》的书于1970年9月正式出版,大受欢迎,几年内重印16次,发行量超过150万册。江继明感慨万端:“没有共产党,工人还想出书?做梦吧!”
  不久,江继明调回宁波,在市服装鞋帽公司做技术员。“老三样”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穿衣需求,他设计了大量“时装”。1984年,很多乡镇甚至村里都办起了服装厂,裁缝一下子吃香起来。浙江纺织工业学校筹办服装设计专业,江继明被请回讲台,当上了讲师。

1967年,江继明(后排右一)与母亲、妻子及子女合影。(资料照片)

手艺传给博士生
(1984—2011年)

  在纺校工作十年后,江继明退休了。看到做衣服越来越依靠机器,“红帮”手艺日渐衰落,他想,红帮文化不能丢,开个研究所吧!可这需要一大笔资金,他一盘算,还得自己赚。
  1994年底,江继明和几位亲友合资办的“金珠鱼肩棉厂”在老家奉化开业了,主营垫肩等服装配件。厂子生意兴隆,“钱比想要的还多”。
  四年后,江继明放弃了工厂,拿出赚来的20万元,办起了“继明红帮服装研究所”。看到老父亲忙得不可开交,女儿江燕不忍心,辞掉无线电厂的工作来帮忙。2000年,为了继续赚钱维持研究所,她在苍松路开了家“红帮洋服店”,专做定制服装。
  2003年,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邀请研究所加入学校。事业有了支撑,江继明很快研发出“服装眼形巧板”、“服装打样多线绘图工具”、“服装折纸打样法”等多项国家专利,还为全校学生开课讲“红帮故事”,传授红帮技艺。
  “旧社会的保守习气该扔掉了”,江继明念念不忘当年“党员师傅”的教诲。他在学院的青年教师中仔细考察,收下了拥有博士学位的刘云华、硕士毕业的陈尚斌、戚柏军、卓开霞等多位弟子,2007年,又把研究所正式交给了他们。这些年轻人个个是党员,江继明说,这是自己特别要求的,“党员思想境界高”。
  江燕也成了研究所教师,还在宁波大学服装学院讲过课。她擅长用电脑制图,常为电脑和手工的优劣与父亲“辩论”。现在,她和父亲在宁波市繁华地段的锦昌文华小区各买了一套房,哥哥江峰做电器生意,也住在附近。
  舅舅2003年在北京去世,几个孩子都很出息,大儿子袁义达在中科院工作,研究百家姓出了名;二儿子袁建达是中央大报记者,两家人常有联系。
  2009年国庆节前,江继明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去北京录制节目,讲述中国服装60年来的变化。回宁波后,他指导学生为祖国60大寿献了份厚礼——60名学生亲手制作了60款不同年代的代表性服装,象征新中国走过的富强之路。
  现在,党的九十岁生日要到了。江继明说,共产党让他这个“小裁缝”翻身得解放,他感激了一辈子,现在怎么也得献上一份心意。
  “嘴笨,只能用手来表达了。”他笑呵呵地说,目光扫过案头满满当当的服装模型,扫过墙上贴着的红五星招贴画,满含温情。

江继明(右四)与红帮服装研究所成员在一起(右二为女儿江燕)。王国海摄

相关附件:756135304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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